大家都知道，今天的天津已经脱胎换骨，高楼大厦林立，大街拓宽成通衢大道，四合院老胡同成为了高楼林立的住宅社区，超级市场和便利店举目皆是，曾经飘逸在街头巷尾的、充满了生活情趣的吆喝声已经淡出了市井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再往后，大概连大街小巷这个名称都会消失了。今天也已经很少有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、手艺人和工匠了，更听不到那种令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吆喝声了，所以吆喝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的市声，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，作为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语言遗存，有必要好好地保留下来。叫卖文化必定会成为津味文化和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元素。因为越稀有会越显得格外珍贵。

　　一、吆喝是民俗文化

　　我们说，吆喝是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，它代表了一个地区，一个民族，一段时空，乃至社会的一段历史现象。

　　什么是文化，我们先来看词典里的解释：

　　其一，“文化是一个群体(可以是国家、也可以是民族、企业、家庭)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、理念、行为、风俗、习惯、代表人物，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。”

　　其二，“传统意义上所说的，一个人有或者没有文化，是指他所受到的教育程度。”

　　词条最后补充道“后者是狭义的解释，前者是广义的解释。另有人以此为名。”

　　那么吆喝是不是在这种文化范畴之中呢，我认为吆喝完全符合这种对于文化诠释。其中广义上的“行为、风俗、习惯、代表人物”在老吆喝里都有所体现，这个不用置疑。吆喝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，比如它的宣传性。其中也不乏有自己行业的代表人物，比如“北大关丁大少的糖堆”。吆喝更不能脱离当地的风俗，比如天津女子喜欢染红指甲，喜欢戴鲜花。至于“习惯”，那就更应该有所体现了，比如汉族食品和清真食品的区别，大家都听过相声艺人学唱京津两地的卖包子，同样一种食品，汉族和清真贵教的吆喝大不相同。即便是作为上层领域的“思想、理念”这两项，我们也不必生拉硬拽就可以用来解释老吆喝，“思想”就是当时作者的所思所想，也就是创作动机，比如“萝卜赛梨”、“栗子味的烤山芋”等等。“理念”就是相对于那一位商贩，或者那一类商贩的经营之道，比如“称平斗满”、“货真价实”、“童叟无欺”、天津卫年货市场的“年年在此”等等。

　　天津自1404年建城设卫到今天，只有区区六百年的历史，但是，天津作为一个沿海城市，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变迁。同是“津味吆喝”但也是各有千秋，味道也是不尽相同，刻下了当时的社会烙印。这与天津商业中心的不断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与天津的“方言岛”也有内在的联系。

　　从天津建城到明朝消亡，乃至到庚子之前，天津的繁华闹市集中在北门外的北大关、侯家后、估衣街、以及老城周边。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后，这一带的商业、饮食业、服务业遭到了重创，加之“壬子兵变”的再次打击，使这一带的繁华日渐萧条，一蹶不振，商业闹市向新兴的南市地区转移。到了上世纪的30年代末，由于日军占领天津和1939年大水灾的影响，毗邻日租界的南市大伤元气，从而商业中心转移到租界区，也就是原来的法租界，今天的劝业场、以及小白楼一带。商业区的兴盛繁华，至使商贩趋之若鹜，商贩的集中也意味着吆喝声的集中，天津还不同于其他地区，其他地区一般都是贩夫走卒沿街叫卖，而天津的一些中小型的店铺，往往也会站街吆喝叫卖。比如南市白傻子布铺的卖布头、比如估衣街的唱卖估衣，甚至糕点铺都会吆喝招揽顾客，每逢到了正月里，糕点铺都在店门前摇元宵，摇元宵是大笸箩，江米面抖起来两三尺高，元宵馅好个儿大，数元宵的时候，伙计一把抓四个，四十个一兜，一边数，嘴里一边唱“一呀来个两来个，三个四个五来个。”再比如老戏园子的“瞧一瞧看一看，真刀真枪玩了命地干啊”，大家都听侯宝林相声中有这段吆喝，或许认为是艺术创作。实际上，在我采访一些老人时他们也讲到了这个现象，咱天津就确有其事。

　　天津著名的社会学家、民俗大家李世瑜先生，曾经提出了天津以旧城为中心呈等腰三角形，存在一个“方言岛”的概念。他说“过去自己住在西头梁家嘴，从小就注意到一个事实，在他家的那些男女佣人，串街走巷做小生意的，卖青菜、西瓜的，掏粪的……都不说天津话。李老问过他们说的是什么话，他们不是说杨柳青、静海县，就是说海下、咸水沽，要么就是武清县、白洋淀……”。同样，我小的时候也对此提出过疑问，老人们回答说，海河十八道湾，湾湾口音不同。再加上我们上面所说的由于旱灾、水灾逃难逃荒落脚天津的外地人，以及当年闯关东路过天津、居留此地的河北、山东一带的外来人口，和天津久远的漕运历史、以及存在九国租界的现实，这些元素都已经注入到天津的商业文化之中，成为了天津民俗文化的组成成分。

　　旧社会艺人们把到家乡以外的地区演出叫做“跑码头”，于是很多的人也借此比喻自己到外地谋生为“跑码头”，加上天津本来就依河傍海，所以有人把天津称为“码头城市”，这个没错。可我个人以为，天津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一座“移民城市”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“五方杂处”。一句话，哪儿的人都有，作什么买卖的都有，很多人把自己家乡的食品制作、工艺加工等技术和品种带到天津，并且沿街叫卖，因此天津的吆喝也就五花八门，南腔北调。但不能说，不用天津口音吆喝就不是津味吆喝。很多今天的天津风味，都是多年来扎根在天津的生意人带来，或者创造的，吆喝也是如此，虽然口音不同，但是的确是天津本土的生意，本土的吆喝。即便是天津本乡本土的口音也各有不同，比如说塘沽、葛沽、咸水沽，比如说杨柳青和武清。有时候甚至天津口音的买卖人吆喝某种商品，也要用原汁原味的另一种腔调，才会被老百姓接受，这也表现出每一种吆喝的独到之处和独特魅力，也体现了天津有容乃大的城市气质。

　　另外，吆喝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是我们城市不可缺少的文化基因，若干年后，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进步，天津将更加现代化，我们仅存的一些老建筑、老街道、老胡同、大宅院都将成为宝贵的历史遗存。那么，作为传唱了几百年的津味吆喝，就成了天津方言的活化石。许多有关天津的历史资料中都提到了吆喝市声，比如清朝的《津门杂记》、《津门小令》、《津门百咏》，北京的《燕京负贩琐记》中也有“庚子年后，津人卖洋糖带四弦琴拉时调小曲。”的记载等等。

　　声音也是文学和文艺创作的元素之一。曹禺先生的《日出》，背景就采用了旧时天津法租界，其中一个场景就使用了打麻将的声音、电车的铃声、和工地上打夯的声音，使人领略到当时社会的情形。还有老舍先生基于天津背景所写的《赵子曰》也写到了天津的市声，他的名著《茶馆》，更是集中了各式各样的民间市声，这些无疑给文学、文艺作品增加了无限魅力。我国著名文学大家萧乾先生，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就叫《吆喝》，深情地描绘了自己经历中亲耳聆听的那些吆喝声，以及对这种民间音乐的眷恋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例举很多，就不多赘述了。